创业狂潮里的繁荣就像一只带着跳蚤的狗

2014年10月21日，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创业孵化器中，一互联网青年创业者累了，在咖啡厅沙发上睡觉休息。黑板上写着：“创业与梦想之雷军来了。”

创业焦虑和上市浪潮，资本神话和财富幻灭，勾魂摄魄，激荡着创业圈内乃至圈外，像穹顶一样笼罩着中国社会。在一个名叫车库的创业咖啡厅，一位产品开发工程师已经两周没有联系上他的老板，但他仍在夜以继日地开发一款未完成的APP，直到有一天，这家咖啡厅服务员告诉这位产品工程师，他的老板已经对外宣布创业失败并到新公司报道上班，他才停下手头的工作。处在2015年中国创业潮水漩涡中央的中关村创业大街上有很多秘密不为人知。在这条正常成年男子从街头走到街尾，只需200余步的大街上，拥挤着野心勃勃的淘金客、随时准备投机的投资人、伺机而动的掮客，他们中大多数人神情亢奋，目标明确，行动迅速。例外是一位人称“二哥”的流浪者，身为原住民的他会在每天上午9点时准时出现在这条街上，然后开始对周围的淘金客絮叨地讲述他在街上的往昔生活，但极少有人驻足聆听他究竟在说什么。相比过去的历史，来到这的淘金客们更关心未来。

如果说勃兴在20世纪末的第一次中国互联网革命给中国互联网诞生地知春路留下了许多知名互联网公司的总部大厦，那么从2014年开始的移动互联网革命则彻底将此前作为中国最大图书批发市场之一的海淀图书城从地图上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与当下时代潮水更相符、更响亮、也更时髦的名字——中关村创业大街。这条街上拥挤进更多、更小、更创新、更具盈利能力的创业公司。

竖立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南门西侧的高23米、宽7米的电子液晶屏在提醒人们钱流滚滚而来。 

整个2014年，大约有200个团队在这条街上拿到接近10亿人民币的投资。如果按照投资人占股20%的惯例，仅2014年一年在创业大街上新成立的科技公司估值就达到50亿人民币。每天最直接提醒人们钱流滚滚而来的东西是一块竖立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南门西侧的高23米、宽7米的电子液晶屏，这块大屏幕从每天上午7点开始，每隔20分钟就播放一轮创业大街上知名创业家和新创业公司的融资情况，直至晚上8点，这块大屏幕一共播放了300位创富成功的创业者和202家融资成功的创业公司。

随着金钱汹涌而至的是人心。四面八方，甚至是漂洋过海来的淘金者涌入这条大街。现在这条大街上已经涌入了大约4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漂洋过海来的淘金者有60多个。

创业大街上并不缺乏对创业知识的宣讲和对理想主义的歌颂。从2014年6月开始到2014年年底，这条街共举办430多次创业宣讲，有40000多名创业者聆听过这些足以让人血脉贲张的演讲。在2014年年末，一位做建筑材料生意的老板只用了3分钟就匆忙与房东敲定了租房合同，他租下了一处位于创业大街昊海楼第9层、大约780平方米的办公区。这里原本是一个旧书批发市场，他准备将其改造成连接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创业咖啡厅。他并不满意这个位置，因为这栋楼的电梯只能直抵8楼，但他又无可奈何，因为创业者即将凶猛而来，这条大街很快将被淹没得无落脚之处。2015年3月第一个周末的白天，他鞭策着手下的建筑工人加快装修速度，以便尽快开门迎客，这位早年依靠中国房地产市场繁荣发家的建材老板不希望在新一轮钱流中落后哪怕一分钟。

在《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凌志军笔下，1980年代的中关村在政治高压线上艰难求生。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奉行商业主义的当下中国，官员们讨论创新被认为是一件先进、时髦的事情。在今年全国人大上，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最高制定者李克强在1个小时40分钟的政府工作报告中，38次提及“创新”这个词。官员们之所以热衷讨论创新这个话题，是因为旧有的经济秩序已经溃败，如果想要未来更好，就一定要找到行得通的方法。已经有证据显示，互联网新经济是唯一可以前进的道路。

在过去的2014年，负责这条街开发的海置科创公司政府事务部经理马贵宾每周需要接待大约10拨前来考察的官员。距离北京100公里外的天津市，每一个区的政府官员都来过这条街考察，有时候甚至是不用任何人接待，自己偷偷来瞧上一眼。官员们开始眼红这条钱流不断的创业大街。

创业大街上四处遍布着帮助创业者进行互联网创业的人和机构——创业孵化器、创投平台、创业媒体、政府设立的创业服务大厅。某种程度上，只要你想在这里创立互联网公司，你能在一天内搞定所有事情。这条大街上所有的元素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街边一家占地只有10平方米的肉夹馍公司的广告语印着：“吃某某牌肉夹馍，爱罗永浩胜过乔布斯。”这家公司的老板曾对外宣称，自己以互联网产品迭代的速度更新菜品，用大数据来统计消费者的口味习惯。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条街上那些迅速膨胀的互联网创业公司。一家名叫“李先生”快餐店的一位女服务员最近闷闷不乐，因为她要失业了，这条街的物业公司要求她的老板尽快搬离创业大街，以便留给更具想象力和价值的创业公司。在这条街上，传统不一定是一个好词，它被部分创新者认为是腐朽和格格不入的象征。

某种意义上，创业大街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每天都在上演成功和失败、兴起和衰亡、暴富和骤贫的故事。在一个名叫车库的创业咖啡厅，一位产品开发工程师已经两周没有联系上他的老板，但他仍在夜以继日地开发一款未完成的APP，直到有一天，这家咖啡厅服务员告诉这位产品工程师，他的老板已经对外宣布创业失败并到新公司报道上班，他才停下手头的工作。

创业犹如买彩票，成功可能需要的不仅是努力，还需要一些运气。一位无人知道真实姓名、绰号叫“小画家”的年轻人在参加了一个名叫“百万屌丝”的大赛后，意外收获了第一名和100万奖金。此后比特币热潮来临，他敏感意识到这股虚拟货币热潮与当年自己在云南遇到的兰花热没有本质区别，并把之前自己在云南炒兰花的经验用到了这场虚拟货币的炒作中。几天后，他预先到手的30万奖金翻了5倍。他的故事被收录进一家咖啡厅出版的创业秘笈中。

一夜暴富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带着淘金梦破碎后的失望和沮丧离开创业大街。一位从深圳来创业大街创业的中年男人只因为在前一晚看了一部主题是家庭团聚的电视剧，大哭了一场后决心放弃创业，重新回归过去那种乏味但平稳的家庭生活。在车库咖啡厅的某处角落，一位因为缴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来的创业者告诉他的伙伴，“别担心我，北京的露天已经不冷了。”

创业大街上消息最灵通的人要数街上大大小小咖啡厅里的服务员，这里的服务员大多数是投资人的耳目或者创业活动召集人，他们不断地在创业者中间来回游走寻找机会与创业者们搭讪，并借此发现其中的商机。在车库咖啡里，一位名叫明珠的女服务员以勤奋和热情不断结交创业者，最终不仅自己在苏州开了一家创业孵化器，最近还要加盟一家前景不错的互联网公司。另一位咖啡厅服务员尹瑞泽最近帮助一位创业者联系上了天使投资，一跃成为一家创业公司的合伙人。

金钱流动的后面往往跟着人心的流动。当金钱汹涌而至，人心也就随之奔向某个领域；金钱溃败逃散后，人心立即背离。在创业大街上，人们以生物进化的逻辑看待死亡。车库咖啡厅里的一个创业团队宣布解散，另一支和他们朝夕相处、比邻而坐的创业团队迅速招聘了这个解散团队的成员，尽管当时这个创业团队的创始人还未走出这个咖啡厅。

创业者刘辉说：“创业大街上的咖啡厅生态就像亚马逊雨林，奉行的是丛林原则，就像一头水牛死了倒在河里，迅速被周边的族群分食，死得越快，意味着演进越快。”

凌志军曾做过一个统计，在1990年代，中关村的公司有77%在3年内消逝，有90%在5年内消逝，有99%在10年内消逝。

刘辉观察，创业大街上生死更替的速度从2014年下半年起开始变得越来越快。“2013年，你很容易找到一个月前你在咖啡厅里遇到的创业团队，现在你很难找到一周前在这里工作的人。”

如此高的死亡率让创业者开辟新事业的行为看上去更像一场巴丹死亡行军，危险而又孤独。创业者们彼此抱团合作也成为大街上创业获得成功的秘密。如果你在创业大街外的星巴克被陌生人搭讪，你一定将其视作是一种冒犯，但在创业大街上，兼具创业焦虑和孤独的创业者不会轻易拒绝来自外界的帮助。

创业者徐敬程认为，共同创业的气氛能够让创业者时刻处于既竞争又互相学习的状态。90后的他就经常去找坐在他身后的创业团队“童子军户外网”创始人冯钰和鲍禹卿帮忙，他们都比徐敬程大10岁，冯钰此前在千夜旅游网做CEO，有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而作为电脑安全产品“影子系统”创始人的鲍禹卿则有丰富的软件设计经验。

徐敬程说，他能给冯钰和鲍禹卿带来更年轻的想法，更年轻的朋友圈，帮助他们找到靠谱的实习生，甚至帮助他们安排在北京科技大学的校园活动；而鲍禹卿认为，自己能给徐敬程提供更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帮助他们更沉稳地创业。

创业大街的口号是，创业梦想人人平等。但在平等的梦想下却隐藏着现实世界的森严等级。在这里，大多数普通、尚未崭露头角的创业者的事业起点，通常是从创业大街上大大小小的创业咖啡厅开始的。

这些咖啡厅通常24小时通宵营业，并不强制要求客人消费，大多数创业者来到这里，可能会点上一杯2美元的咖啡，也可能什么都不点，就开始享用一整天免费办公位、电源和无线网络。

刘辉说，在创业大街上，车库咖啡就是创业生态圈的最底层，这里鱼龙混杂。“在这里创业也就比你露天好一些。”

26岁的王方帅就是这群底层创业者之一，他和他的好友在稻香西里小区合租了一个三室一厅单元房的主卧，每月房租1000元。每天上午9点，他会准时从小区步行20分钟来到创业大街的车库咖啡。

毕业4年的他，此前加入过3家创业公司，甚至还得到过股权。为了这次创业，他决心拿出自己此前4年的积蓄4万元钱，他给自己定的创业期限是，如果4万元钱花完还没成功，就重新去找一份工作。所以，他现在尽可能地保持节省，以便延长自己创业的周期。平时，他的早餐食谱是两根油条，一个卤蛋，一杯豆浆，一份咸菜，一共7元钱。午餐时间，他会来到车库咖啡背后的中国技术交易大厦地下一层，那里是腾讯北京分部的员工餐厅，他只需要花16元就能吃到两荤一素，这让他感觉非常不错，既保证营养也价格便宜。午餐后，他会回到车库咖啡继续与团队工作到晚上10点回家。

与世界上大多数还在初创期的创业团队一样，王方帅的合伙人并不领取工钱，只有一位技术合伙人收了他一万元人民币，其他合伙人以分享股权作为工作报酬。股权激励机制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保证了很多伟大的公司在最开始的时候不至于因为缺钱而死掉。

已经在车库咖啡创业一个月的王方帅自嘲是“屌丝创业者”，“普通大学、普通公司、普通背景、普通长相。”但他又重重地强调了一下，“但我不认为我的技术实力比大公司的人差。”

激励王方帅在车库咖啡创业的偶像不是纽交所史上最年轻的CEO陈欧，也不是实现4年估值450亿的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

“那些人离我都太远了。”他拿来激励自己的偶像是同样曾在车库咖啡厅创业的环信CEO刘俊彦。2013年年初，在国贸一家公司做了7年的软件开发后，刘俊彦和3个其他单位的朋友一起辞职，来到车库咖啡创业。当时创业时，刘俊彦已经41岁，他希望打造的是一款5分钟为APP加入即使通讯功能的软件工具。

为了省钱，四个合伙人和两个员工龟缩在车库咖啡角落的一张办公桌上搞研发，一坐就是一年半，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4个合伙人自筹100万作为经费和员工工资，研发期间，刘俊彦妻子恰好临盆。

对于刘俊彦来说，中年创业已经不在乎名利，“老婆、孩子、车子、房子都有了，人生的后面就是想做一些事情。”2013年，央视报道创业大街时找到他，当时正值研发阶段的刘俊彦疑惑地问央视记者：“为什么要选我们？”央视记者回答他，“你们4个合伙人平均年龄38岁，我们希望证明，一个人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创业都不晚。”

直到2014年，刘俊彦的情况才发生转机。研发出产品Demo的他遇到了两位投资人，并当即签下了500万元的天使投资合约。那个时候，他终于带领团队搬出了车库咖啡，来到一个环境更好的创业服务机构办公。一个月后，这款名叫的环信即时通讯工具正式上线，到2014年年底，刘俊彦已获得两轮A轮融资总金额1000万美元，覆盖用户数量超过一亿。刘俊彦是幸运的，在创业大街上涌入的千万名创业者，只有少数人完成了第一次，数额在500万元范围内的天使轮融资，接下来更幸运的人将继续按照英文字母表顺序进行ABCD等多轮次的融资，字母顺序越靠后，融资额依次递增。只有真正幸运的公司才能最终走向上市。

在纪录片导演杨晓飞的镜头里，创业者刘辉时常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图/杨晓飞

来创业大街开创新事业的人大多抱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另一种出于对现在生活的恐惧。一种跃向天空，一种跳出泥坑，很难去分辨哪一种想法更加打动人心。从2014年2月起，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纪录片导演杨晓飞开始跟拍创业者刘辉。36岁的刘辉来到创业大街是因为不满家里给他安排的公司工作，他无法接受公司的约束和领导的指挥。在创业大街前3年，他先后创业6次，6次全部宣告失败。为了抓住眼下手机软件开发的大好机会，他费尽周折找到了3位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曾经当过乡村教师、开过鞋店的孟德，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智美，为养家糊口来北京创业的东北汉子老崔。他们计划开发一款名叫“敢问”的智能手机软件，以便陌生人之间相互提供帮助。

此后跟拍的4个月里，杨晓飞历经了刘辉和他的团队从一起努力，一起抗争，又因各种现实问题不断拉扯，最终慢慢向现实妥协并分道扬镳的过程。

杨晓飞希望拍出中关村创业大街喧哗表面下，那些人们看不见的东西。“有理想、努力、迷茫，也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不信任，还有面对困境的挣扎和反抗。”

开拍第一天，面对镜头，创业者刘辉斩钉截铁地告诉杨晓飞，他的创业理由是：“从小到大，终于有一次机会，我可以自己做决定，自己负责任。”而在9个月后，当杨晓飞把预告片剪辑完发给刘辉时，刘辉用双手捂着眼睛不敢看这部片子，“当时的自己太操蛋了！不想看。”

杨晓飞的纪录片很快要在厦门进行全球首映，他把自己这部反映创业狂潮的纪录片取名为《烈日灼人》，之所以取这个名字，他说：“烈日灼人，其实是一种带有反差感的命名，烈日是狂热创业的表象，灼人则是创业者努力前行不断突围所经历的痛苦体验，创业最终通向的应该是成长。”

 导演杨晓飞用镜头记录下刘辉与他的创业合伙人孟德发生争执的过程。图/杨晓飞

在这条街上，新事业开创者们的心态大多矛盾而纠结：前面有个希望在等着，但后面有很多害怕在追。在结果没有出来前，很难判断，创业者这种用尽力气的投入是一种应该被赞赏的决绝还是应该被制止的失心疯。

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凯莉商学院辍学创业的徐敬程对“恐惧”的理解是，“现在回去大学读书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们等于把自己的青春赌在产品上。”有一段时间，这位只有22岁的年轻人特别迷茫，他承认自己在创业开始时，有受感性的驱使——“看到别人那么年轻就创业成功，感觉自己也热血沸腾。”但创业后，他开始不断反问自己：“你今天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你忙了那么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后来，徐敬程逐渐发现这个问题在创业结果最终出来前是没有答案的，“创业就是一种对未知的冒险和探索。”

在创业大街上，梦想既可以被制造也可以被催化，位于创业大街上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创业服务商就是加速创业者梦想实现的地方。2014年4月，曾经只是一名爱捣腾自己感兴趣东西的程序员王猛，一个人拎着箱子走进了位于创业大街二楼的一家互联网创业服务商36氪，半小时后，他就拿到投资人的天使融资。3个月后，在36氪公司里一个被命名为“氪空间”的办公区，王猛的团队从1个人迅速增加到10个人。

更早些时候，同一个地方，24岁从剑桥大学毕业的阴明将一个帮助留学生理性选择留学学校和专业的创业项目卖掉后，又集结了朋友重新开始创业。他在自己第一次创业的总结中写道，“没有人能判断你和你所追求事物的对错生死，可是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却是这个时代淘汰人最好的途径。什么最损耗人的效率？你在做一件你也不是很喜欢，但是因为挺高大上的也不讨厌的事情。”

给创业者们在“氪空间”实现梦想的期限是3个月，在这个阶段，创业者可以免费享受36氪提供的行政指导、融资咨询、媒体宣传支持等服务。3个月后，创业团队不管成功或者失败都必须离开，新的创业团队又会进驻。管理这些初创团队的负责人田智勇说，从2014年4月开始，已经有43家初创团队来到这里为他们的梦想提速，进驻空间的创业团队融资成功率高达98%。

创业大街上，创业者身后追的是手握金钱的投资人。一份不完全的官方数据显示：与创业大街上的创业者有联系的投资机构总数达到2000家，单在这条街上设置了办公点的投资机构就有23家，一些投资机构甚至就近在这条街附近的写字楼上租了新的办公室，方便投资经理们来创业大街发现新项目。

涌入创业大街的投资人既有知名国际投行的投资经理，也有在这股狂潮中，各大投行扩招的年轻投资分析师。人们很容易从衣着、年龄和对话中分辨出两者的区别。资深的投行经理西装革履，不愿意多说一句废话，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准确命中好项目是投行经理“资深”的唯一象征，他们可能一次见面就一掷千金，也可能没有耐心听一个笨蛋多说一句废话。而年轻的行业分析师则多数面带微笑，语气和善，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倾听创业者的创意，并毕恭毕敬地记录下来，回去汇报给老板。

传统行业的大佬们也开始组建基金，投资那些有潜质成为未来新星甚至是可能成为自己行业掘墓人的创业者。新东方教育的俞敏洪最近和另一个投资合伙人盛希泰组成了一支专投创业者天使轮的洪泰基金。这位曾以“中国合伙人”形象著称的企业家如今选择了他的新合伙人——中国的年轻创业者，让他做出新选择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有钱，他们年轻。”俞敏洪说。

还有一些天使投资人则是从其他行业转型而来，这种人大多数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的互联网投资经验。每天上午10点，一位手拿奢侈品牌手包、大腹便便的土豪投资人都会准时来到创业大街上的3W咖啡寻找创业者。从没有互联网经验的他决心投入到这股创业狂潮的原因是，春节时，他回到老家看到所住的别墅区成了鬼城，几乎没有任何入住率。正是那一刻让他下定决心抛下自己所从事的下行行业，投身到这股不断上涨的创业潮水中来。

美国作家迈克·刘易斯在评价美国2002年左右的互联网股灾时曾说，“一场没有欺骗的繁荣就像是一只没有跳蚤的狗，是不可能的事情。”在2015年的中国创业大街上同样存在欺骗、浮夸和堕落。3月一天下午，在一个咖啡厅的角落里，一款语音聊天的开发者郁敏在电话里大声质问他的投资人，为何谈好投资了，最后时刻跳票？而在街头的另一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创业者则死死盯住一台屏幕已经破碎的iPhone4，银行刚刚给这位创业者发来一条催款短信，他的信用卡已经透支3143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