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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设计分析(十个视角看“社会设计”)

来源:引流技巧 编辑:引流技巧 时间:2024-10-30

英国艺术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资助的“社会设计规划实践和研究项目”曾举办过一次研讨会,设计各界有志之士齐聚这次研讨会。会上,埃齐奥·曼齐尼(Ezio Manzini)坚定地表明,“社会设计”既是子虚乌有,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他认为社会设计顶多就是设计被应用于所谓“社会”场景中,本质上还是那些(现代主义)设计学校及设计专业人员多多少少已经熟悉的传统(物质)设计形式。(注:埃齐奥·曼齐尼是一位意大利学者、一位可持续发展设计方面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一个关于社会创新和可持续性设计的国际网络)

而我不仅要反问,如果我们认同当今社会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挑战,亟需新的应对措施,那么仅将迄今为止主要用来服务商业客户的设计实践,应用于“社会场景”中就足够了吗?在这些新场景下,我们是否需要一种不同的设计?“社会设计”中的“社会”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二字仅仅是指设计的应用场景,还是限定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设计形式?

通过本文,我想尝试证明社会设计并非是个虚假概念,它确是真实存在的;就算可能尚未成型,它的存在和发展也是必要的。

这一概念涉及到一种与传统设计截然不同、却又关系密切的设计形式。为了支撑我的论点,我将从十个不同方面,来论述“社会”一词在“社会设计”中的多种含义。

1

社会设计 = 作为社会活动的设计

人们谈论设计时,常要提到一种现代主义迷思:天资过人的独立艺术家(这个艺术家是个男性),独自在个人工作室里捣鼓着与社会脱节的东西。

与这个迷思下的场景相比,“社会”一词就显得格外重要,它纠正了关于设计的扭曲的景象,坚定地表达了所有设计都具有的协作属性。

设计项目几乎是由团队完成的;同时,设计还与提供赞助的客户、用户代表、研究人员、供应商、制造商和码农、营销人员和零售商之间的沟通密不可分,有时还会涉及到监管机构和法律顾问等等。

设计的社会协作性不仅体现在实操方面,还体现在如何型塑欲见的未来(preferred future)。因此只有人们共同致力于实现这种未来,设计的有效性才得以体现。

设计,尤其是 "设计思维",常因其具有创造性、突破性的思路而受到赞誉。但是,如果没有多样化社会网络的支持这些思路的落实,它们就一文不值。将想法化为实践,才是设计的真正工作。

鉴于此,你可能觉得设计师是技能高超的说服者或政治家,而且目前设计教育核心内容中的引导(facilitation)和协商(negotiation),也能印证这种推测。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批判”(crit)在“设计”中的作用:在设计过程中,一个创意会受到全面的压力测试——这也是一个经常让非设计师感到不舒服的方面。设计师们也常通过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为自己辩护。物质的东西,比如打样出来的原型,也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但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社会设计模型是怎样的?

因此在复杂的社会挑战中,我们需要数量更多、形式更新的设计“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出现”。

2

社会设计 = 设计与社会物质交互

注:社会物质(sociomaterial)指既有社会特性(涉及到社会共同理解),又有物质实践特点(如技术发展)的产品

设计脱胎于工艺,因此设计通常被描述为高超技术的造物实践,其成果是看似永恒的物质形式。不过,设计成果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投入使用。一个成功的设计能使我们以新的方式行事,并以此成为我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与博物馆的展品为了展出不同,设计应是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s)动态构成的一部分,为人们的日常活动提供支持。(建成环境,是指为包括大型城市环境在内的人类活动而提供的人造环境。)

与直觉相悖的是,设计品不仅超脱了装饰性工具的物质性,也从使用者的日常活动中的获得了生机与活力。设计涉及到形式(forms)和机制(mechanisms)的发展,不仅活化了物质产品,也激发了人们手头上的任务。

设计的本质是它的可供性(affordances),即一个产品或系统主动为人们专注于完成某目标提供手段,而该手段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这种社会物质力量在数字设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设备可以真的用声音"大声告诉"使用者它们可以带来什么帮助;那些省去了使用说明书、可以主动告知使用者操作方法的类似设备也体现出这种力量。(可供性又译为环境赋使或缺省用途、可操作暗示、支应性、示能性等,是James J. Gibson 提出的一个知觉心理学概念。该词指物体所具有的物理特性以及我们所理解该物体可使用方式间的关系,其最主要的核心概念是物体的特性决定了行为的可能性。例如门提供“打开”的功能,椅子提供“支撑”的功能。人们得知如何使用物品有一部分来自认知心理学,另一部分来自物品的外形。)

设计师们一直都在与社会物质性打交道。除此之外,“社会设计师”们还要知晓:我们所看重的、实践的、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性,都在结构上依赖于那些构成我们建成环境的物质产品。

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90)的话说,"设计就是创造一个更耐久的社会"。这不是物质决定论;设计通过推广某种生活或工作的方式,使生活、工作变得更有效率、更具效益、更加愉快。

所以一下,就是阿兰·乔奇诺夫(Allan Chochinov)喜欢说的那句话。“设计行业不是工艺品制造业,而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行业"。所有设计都是关于生活方式和工作实践的设计。(阿兰·乔奇诺夫,是纽约市视觉艺术学院多学科设计产品硕士研究生项目的主席)

当设计处于复杂的社会挑战的背景下时,这一点就更加明显。设计师让社会更加聚焦在社会的物质性上,即事物如何能够促进、维持或妨碍某类社会生活。为了更加负责地进行设计,设计师需要不断学习如何批判性地阐述他们在创造社会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方面的作用。(社会可供性是可供性的一种,主要指一个产品或环境与社会行为联结的属性。)

3

社会设计=所有的创新都具有社会技术性

设计师经常被描绘成孤独的创造者,设计也时常被认为是孤立的人造产物。但其实,每个产品都要在特定环境和系统中相互联系地发挥作用。

这一点在需要依靠电力来运作的产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产品不仅必须靠近电源(电源与整个电力基础设施相连),而且必须在设计上与电源以及整个电力供应系统相匹配。

这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任何方面同样显而易见,因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功能实现取决于(能否)成功网络化联通。然而,对于任何被设计出来的产品,即使是静态产品来说,这种对特定位置和连接网络的要求都是如此。

为了发挥设计的功能,产品必须处于一个适当的环境中,类似于把某物种放在它能够适应的特定生态龛位(milieu analogous)中。又比如,办公椅没法和餐桌配套使用;一个电热水壶在露营时就没有用武之地;没有纸和可以放纸的平面,笔也没有用武之处。成功的设计总是对环境极具敏感度。(生态龛位是一个物种所处的环境以及其本身生活习性的总称)

这对设计创新提出了挑战。仅仅去创造一个颠覆性的设计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设想此类设计如何连接到现有的基础设施,以及/或者如何为该设计构建新的环境。

赛格威(Segway)曾承诺要做一种穿透式的交通技术,但事实上此类产品并不适合在人行道或街道上行驶;最终,它所适合的生态系统似乎只是商场、机场和工业园区内的私人“道路”。(赛格威品牌产品主要包括自平衡运载工具(平衡车)及智能机器人等)

相较之下,iPad似乎已经成功地让沙发转变成了一个工作场所,就像它让工作更多地成为了一种通过快速浏览来进行阅读的实践,只伴有短暂的书写过程。

设计师们一直围绕这些社会技术系统进行思考,他们经常引用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的准则来设计一些东西,在设计物品时注重更为宏观的背景——(比如)房间里的椅子,建筑里的房间,街道上的建筑,等等。另一个极端则是现代主义设计理念追求“整体设计”的方式,即试图控制一个特定情境中每一个事物的设计:比如家具、餐具和灯具。

因此,社会设计将标志着这样一类情境设计(contextual design),这些设计以创造“支持特定类型社会活动的系统和场所”为目标。我们认为,社会实践也同样是基于地点和情境的。就像议会制国家中的法律只能在议会中颁布;体育运动需要特定设备和专门场地;好的餐厅也很少是纯粹为了吃而设计的,更多地是为了能够创造喧闹的氛围或呈现私密交谈的空间。又比如,在线教育的挑战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更是关乎创造合理有效的社会技术组合,从而使人们能够进行线上学习。

社会设计师当前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在一个网络与实践越来越重叠且相互竞争的世界中,如何确保社会创新的时间和空间。

4

社会设计 = 具有显著社交媒体特征的系统设计

如今,“社会/社会化”这个词常常作为“社交媒体”的代名词。例如,“社交型商业”指从在线服务交付中获得价值诉求,或指代用于点对点互动的数字平台,又或者意指企业营销和公共关系中有关社交媒体的部分。

数字化社会交互是否取代或加强了“面对面社会互动”这种时常被定义为更真实的社会互动方式?对此人们一直存在着争论。

更有可能的是,这些数字平台(为我们)提供了不同形式的社交形式,带来了与人互动的新方式,并且一些互动对象(是我们)在线下日常生活中不太可能找到,或难以在线下场景发现与之互动的价值。

毫无疑问的是,线上交流已经发展出其特有术语,如加好友、点赞、转发、在看点亮爱心等等,这个过程表明不同形式的交流和交互正在发生。

这些社交平台的交互设计,也可以被称为“社交设计”,仍然是一个新生的领域。数字社交系统的快速发展和试错,都共同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线上社交设计的模式和原则都尚待发现/确定。

一个复杂的因素是,数字平台不仅是社会交流的中立媒体,而且越来越多地成为参与这些交流机制的代理。对这些系统的设计方式塑造了人们展示自己的方式——例如个人资料页面背后所隐含的表单设计和其对应的数据库。

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为一些平台商业模式而服务的算法正在被用来筛选信息,你所能看到的其他人在网络上的贡献/所做的事情。这种贡献是被(特定算法)推送的,而不是人们(使用平台)自发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数字领域的设计都有一种社会物质层面的力量,它们提供、编写和禁止某种特定类型的社会互动。

因此,虽然(基于社交媒体的)社会设计为(以改良优化为导向的)社会设计提供了极强的机会优势,但这两者之间的交互关系,正超越了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为某一目标(情境)创设一个APP”的心态,这着实令人担忧。例如,移动设备和可穿戴设备的设计中所包含的“随时随地进行通知/联络”的趋势与以上第3点中讨论的基于场景的设计趋势正背道而驰。

5

社会设计=以社会科学为基础,与/由设计师/以设计的方式进行的项目

随着设计被确立为一门学科、其研究产出不断增加、设计专业通过战略设计思维扩大了其涉及的领域,设计师们应邀加入跨学科的团队,处理与设计没有直接关系的复杂社会挑战。

设计师似乎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加入跨学科团队。第一种方式,设计师只是作为团队中的一个成员,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可能是设计师对社会物质性的偏好使其视角具有参考价值,但项目仍然由其原来的非设计专业领域领导。

第二种方式中,设计师在团队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但是作为一个过程的推进者而不是内容专家。也就是说,设计师加入团队只是负责引导(facilitation)工作或者头脑风暴。这个项目仍然是一个非设计类的项目,但是设计技能可以用来协调团队对某一情况的反应,而这是其他参与的专家通常不具备的能力。

第三种方式,无论团队中是否有设计师,项目都以设计的方式进行,就像人们认识到管理可以“作为一种设计”开展一样。[Boland & Collopy, 2004]

在这些情形中,往往都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假设:某领域现有的专业知识本身不足以应对当前的社会挑战。社会设计往往只是一个乐观的、具有创造性的新选项,它正是因为缺乏所谓的(经长期积累的)专业经验、能够“业余地”提出天真的问题,并从非传统的角度来处理难题而具有价值。

但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设计也标志着对现有既存专业的挑战。它对社会活动的社会物质结构、社会技术结构及其背景的关注,凸显了物质产品本身,而这正是社会研究学科所忽视的。

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92)所认为的,人类学、哲学和社会学迄今为止对社会性的聚焦使得对我们社会的描述并不充分,忽略了我们必须依赖一系列物质的东西来维持文明的方式:闹铃提醒我们起床和工作;交通灯协调车辆的通行;电话告知我们社区的决策和事件。

这表明,社会设计不仅仅是其他社会专业的有益搭档,如果它将自己看作一门独特的新(跨)学科,它甚至可能替代一些学科。

6

社会设计=服务设计/为服务而设计

设计是工业化孕育出来的一个新专业。大规模生产相同的物品是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它要求我们发展一种新的艺术和科学来联结制造业的需求和消费阶层的需求。

过去的五十年中,设计思想家们不断谈论着后工业化设计。如果设计不再是输出更多物质的东西那么简单,那它可能是什么?服务设计是其中最显著的案例。

正如在第2点中所指出的,设计的目标一直是社会性的,即使它的直接对象是物质。服务设计将重点更直接地转向人,尽管在实践中,它仍然是通过现有的物质设计方式来实现的——通过室内设计、通信设计、网页设计等为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创作活动脚本。

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是什么促使了近年来服务设计的出现。服务是在服务设计一词产生之前就被“设计”出来的;管理者们一直以来都在精心安排服务流程以实现后勤部门的高效运作。

将设计引入到服务管理中,是为了优先考虑一线的服务体验,特别是要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意味着,服务设计的对象是难以捉摸、变化无常的人。这使得服务设计与偏向物质层面的设计实践截然不同。简单来讲:要把木头加工成一把椅子很难,但这与打磨一项涉及人际互动、既要灵活又不能混乱无序的服务产品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7

社会设计=为政府设计/设计政府

我们可以把政府理解为一个社会技术系统或社会技术场所(对应第三点),其中的团队们协作设计(第一点)我们社会的结构(第二点)。

然而,政府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部门(相对于商业的私人部门,以及非正式或志愿性质的非政府公民社会的第三部门),将政府视为一种设计似乎是第5点中的例子。比如政策设计,这一过程中要快速开展与人们共情的社会调研,并基于此把设计师乐观的创造力注入至政策的起草和实施过程中。如今政府热衷于开发利用数字平台所承载的社会性(第四点),因此设计师经常在政府项目,比如政策制定中占有一席之地。

与政府有关的社会设计还有另一个驱动力:对政府作为服务提供者的重新认识(第六点)。把设计融入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常被看作提高政府效率效益的创造性机会。然而,如果把一个为产生商业价值而设计的服务流程应用于刻意与市场划清界限的政府机构,这一流程必然会产生许多问题。

这些困境表明,政府背景下的服务设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领域,其社会方面有一些特殊的政治复杂性。

8

社会设计 = 为非商业场景/在非商业场景中设计

尽管设计是制造业贸易的产物,但它一直专注于促成更广泛的社会向好改变。设计品不仅帮助消费者更加有效地完成各类任务,还让他们同时在购入产品的同时使人类逐步普遍实现现代化,加速人类朝理想生活工作方式的迈进。然而,只有当大部分个体消费者负担得起这些产品时,设计才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

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1971)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他认为设计师有义务用他们的技能帮助那些通常买不起他们设计品的人群。这一呼吁形成了大众对"社会设计"普遍接受的一种理解:用设计改善那些没有财力购买高质量产品的人群的生活质量。(维克多·帕帕奈克 Victor Papanek (1927-1998),美国战后最重要的设计师、设计理论家及设计教育家之一。)

对帕帕奈克来说,这些特殊的设计采用与商业设计相同的流程,只是现在被重新定位到面对目标消费阶层以外的人群,要去关注他们面临的挑战。然而,在这种导向下生产的产品往往与那些为市场客户生产的产品不同。

这通常不只是因为预算的限制,而是因为产品要与这种特殊情况匹配。在帕帕奈克写下这些的同时,"替代技术(Alternative Technology)"运动明确提出并开发了现有产品的简化版本,以便它们能更好地适应发展中国家的“中等”的社会技术环境。该运动假设这是唯一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路径,可以根据国家们在这条路径上的发展程度来给它们排名。事实上,帕帕奈克支持的是不一定适合“中等”环境的设计,而是清晰的、组合式的设计,因此它们是可修复的、可变的,这赋予设计对象以自主权,使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替代技术(Alternative Technology)运动关注如何在多样的社会和环境目标下达到生产目标。活动家们推广的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有机食品生产、独立生态住房和社区、合作经营工厂、小规模的水利基础设施等等。)

社会设计如果要真正用于解决那些不足以吸引商业投资的小规模群体的挑战,就应该生产完全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服务),而不仅仅是简化商业市场中的产品。现代主义认为设计的社会价值具有普遍性原则,而这样进行社会设计挑战了这一原则。

社会设计产品表明,不同群体需要不同类型的产品。如果设计产品需要根据用户需求定制,那么非商业设计的流程也需要不同。

9

社会设计=为未满足的需求进行设计

当被要求定义社会设计的“社会属性”时,曼齐尼(Manzini,2015)谈到了“需求未被满足”(unmet need)的情况,这指的是那些现在和以后都不会有商业市场或政府为社区去提供的服务和资源,而这些服务和资源又是社区实现自身福祉所需要的。

在曼齐尼的“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中,一些社区中的一些人会感到非常有必要弥补未满足的需求,所以他们大胆地创新满足自己需求的方式,充分利用替代经济和社会资本组织、志愿劳动,或许还有当地未充分利用的资源。

设计师的任务不是根据社会需求进行创新(如上文第八点所述),而是找到这些已经存在的社会创新,并为其提供设计专业知识(第六点,或第七点),以便在长期内强化这些创新。通过与那些致力于服务“尚未满足的需求”的先驱们合作,设计师们还将学习到使得社区需求获得满足的设计模型,这些模型可能可以被应用到其他社会技术情境中。

随着紧缩计划导致政府削减福利条款,越来越多的社区需求“得不到满足”。根据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将在需要的地方介入,比如政府不再提供服务的时候。

曼齐尼等社会设计师的工作表明,商业试图满足所有需求的能力或意愿是有限的;社区和社会设计师必须跨越巨大的鸿沟。在为这些未满足的需求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社会设计师们似乎在验证小政府的政策导向,证明一些事情会(因社会力量介入)有所进展。

正如上面第7条所说,设计仅仅是市场化的代理人吗?社会设计师的设计过程如何与传统的商业设计有足够的区别,以保证社会设计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代理人或辩护者?

10

社会设计=设计促成的社会变革

针对尚未被满足的需求的社会设计(第九点)不仅仅是补救性的,(第八点)也面临着沦为政府(第七点)和非政府部门市场化设计服务(第六点)的危机,(因此)这类设计也必须承担重大的社会变革责任。此类设计必须带来实质性的社会技术创新(第三点)。这些都是政治化行为(第一点),

但这些行为利用了设计在社会物质方面(第二点)的跨学科研究专长(第五点),并且特别是在社会媒体情境中(第四点)。这一挑战的规模,特别是在设计商业图谱的协商谈判中,要求人们必须将社会设计作为独立存在加以考量。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同事特里·欧文和吉迪恩·科索夫以及我不久前建议将这种以促进社会的系统级变革为目标的社会设计为转型设计(Transition Design)(见《Cuadernos》第73期,2019年)

这项工作表明,若社会设计被理解为试图实现从一种社会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的过渡时,这其中存在着非常特殊的视角和方法。换句话说,在其最广泛的范围内,社会设计无疑是个存在的事物,而这个事物也或许应被称为“转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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