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和分析（秦国是如何管控***风险的）

在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医学较比其他国家发达，当时秦国就能诊断出麻风病之类的传染病。

秦国的医学是在官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的，有名的医生均由政府支配。在春秋初期，秦国的医学尚未显示有何特点，但至秦穆公以后，在医学领域，秦国后来居上，其成就居于诸侯国先进行列。尤其至春秋末期，秦国成为当时医学科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许多名医均出自这里。一些诸侯国统治者患病还要到秦国请医生。秦国医生的一些研究发明，在医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而其发现的病理，至今尚有一定影响。

秦桓公时（公元前603年至前576年），有名医缓，被秦国誉为“良医”。名医缓不仅在秦国声望很高，而且在其他诸侯国也有很大影响。

《左传·成公十年》记载，公元前581年（秦桓公二十三年），晋景公得重病，在本国无人能医治，就求医于秦，秦桓公派医缓去晋为景公医治。医缓至晋为景公诊断后，向他指出：你的病已到“膏肓”——古人认为在人的胸、腹之间有个地方叫膏肓——这里“攻之不可，达之不及”；用药无济于事，治疗已经迟了。对此，早有心理准备的晋景公并未恼怒，而是心平气和地称赞医缓是良医，并以厚礼赏给缓，送他回国。后来晋景公吃饭时突然感到腹胀难忍，赶紧跑到厕所，还没来得及排泄，就掉在厕所里死去了。

医缓虽然没有把晋景公治活，但他能十分准确地提前诊断出不治之症，所以连晋景公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良医”。由于医缓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膏肓”这个词，所以后来人们把“病入膏肓”作为形容不治之症的一句成语。医缓不仅有高超的医术，而且具备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精神，绝不因病人是国君而曲意逢迎，这一点在科学史上也是一种优良传统。

在缓以后，秦国还有一位著名医生叫和。皇甫谧《甲乙经自序》曰：“缓与和之论病，皆经理识本，非徒诊病而已。”

医学家和，较缓略晚。《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公元前541年，晋平公有病，也派人到秦来请医生，和便被派往晋国。晋国诊断，医和对晋平公说：你的病既不是饮食上问题，也不是鬼怪缠身，而是贪恋女色，纵欲过度所致，医药根本无效。若长此下去，早则三年，迟则十年，必死无救。诊断后，晋国大臣也称医和是良医，并“厚其礼而归之”。

医和在医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致病的理论。他认为人身上有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这六气不调和，就会招致疾病。所谓：“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隐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一切疾病皆可以这六气的相互关系进行解释，如晋平公的病乃由荒淫无度、贪恋女色所致，医和就向他指出：“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这种“六气失和”而致病的理论，虽然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但其精神实质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并具有辩证思想。医和这一基本理论，经过后来许多医学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发展，成为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气，是我国古代著名医学经典《内经素问》的重要病理依据之一。直到今天，这种理论在我国传统医学中仍有其重要地位。

继医缓、医和之后有医竘。《战国策》记载，竘比缓与和晚生，曾为秦宣王割痤，为秦惠王治痔，皆病癒。张仪之背瘇，命竘治之。谓竘曰：“背非吾背也，任子治焉。”治之遂癒。尸佼闻之，曰：“竘诚善治疾也，张子委制焉。夫身与国亦犹此也，必有所委制，然后治矣。”

医竘与医缓、医和不同，医竘精于外科，擅长手术和敷药，为秦宣王割痤、秦惠王治痔、张仪医背瘇，都成功治愈。尸子还受秦相张仪全权委托医竘治病而得以痊愈的启示，悟出了委托代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方能治理好国家的道理。

正因为秦国医学在当时较为发达，又高度重视防疫工作，所以对严重传染病或曰瘟疫（疠）有一整套的管控措施，并依法管理。

建立线索报告和查验确诊的法律制度。《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有份爰书记载：某里的里典甲送来该里士伍丙，报告说：“怀疑是麻疯病，将他送到。”讯问丙，供称：“在三岁时患有疮伤，眉毛脱落，不知道是什么病，没有其他过犯。”命医生丁进行检验，丁报告说：“丙没有眉毛，鼻梁断绝，鼻腔已坏，探刺到他的鼻孔，不打喷，臂肘和膝部……两脚不能正常行走，有溃烂一处，手上没有汗毛，叫他呼喊，其声嘶哑。确诊是麻风病。”

发现疑似疠病者，谁都有及时报告的义务，对疑似病例要由里典之类的负责人将其送至官府，然后由官府指定医生进行检查，确定是不是疠病，而且要形成书面报告。这是个三岁小孩的案例，说明秦国的防疫意识是很强的。

爰书，是指凡法律诉讼上原告的起诉书、被告的供辞（包括自认性供辞和自辨性供辞）、官府综合案情的报告、官府作出判决的论决书等。在秦国，爰书有统一的标准样式。这表明秦国已经做到依法防疫了。

有比较完善的防控办法。《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另一份爰书载：“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即疏书甲等名事关牒背。讯丙，辞曰：‘外大母同里丁坐有宁毒言，以卅余岁时迁。丙家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兄弟及它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丙而不把毒，毋它坐。”

里人认为丙有传染病，都不到丙家祠堂会餐，在里的祠堂会餐，大家也不与丙共用杯器，表明当时人们的预防和隔离意识比较强，对丙也采取了隔离措施。

后来该里有二十人把同里的士伍丙送到官府，说丙有传染病，大家不能和他一起饮食。官员审问了丙的年龄、籍贯、姓名、经历等状况，丙说自己外祖母当年有传染病，后来还被处以迁刑。但是审定之后，官府认定丙并没有传染病以及其他过犯。

毒言，指通过呼吸、飞沫等传染人。从丙之外祖母因有传染病而被迁一语可以看出，在秦国有传染病者是要被论罪的。由于当时的医学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再加上迷信等因素，患者往往会受到公开歧视，甚至得了这种病，患者就算犯法了。

疠者要受迁刑。《秦律杂抄》曰：“故大夫斩首者，迁。”“吏自佐史以上负从马，守书私卒令市取钱焉，皆迁。”迁，放逐、贬谪。在秦国规定判处迁刑的，不一定是很重的罪。这里的“迁”，应是迁徙至偏远地方隔离起来。

对枉法者予以严惩。是否是疠病，秦国有其医学诊断标准，出现问题，依法追责。医生好比法官，诊断好比断狱。秦国在法律上，把故意犯罪称为“端”或“端为”。把过失犯罪称为“不端”或“失”。《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论狱何谓‘不直’，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及㑥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如果是因为过失错判或放纵罪犯的，则为“失刑”。在处罚上，也采取故意从重，过失从轻的做法。秦始皇时就曾将一批治狱不直的官吏发配岭南及修筑长城。故此，医生诊断疠病一定是很慎重很负责的。

对患有疠病的犯人实行定杀。《法律答问》曰：“疠者有罪，定杀。定杀何如？生定杀水中之谓也；或曰生埋，生埋之异事也。”定杀，就是对患有恶疮疾病者，即麻风病的犯人，要抛入水中淹死，或活埋。《法律答问》进一步补充说：“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或曰当迁所定杀。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这是防止***扩散的极端做法，很不人道，但在当时的语境下也是无奈之举。

从睡虎地秦简中，还可以看到秦国对卫生防疫重视的记载。比如：外商入秦贸易，必须经过检查，凭证入境，入境前必须以火熏其车横轭，以消灭诸侯国商人的马匹身上的寄生虫，防止寄生虫带入秦国。